1977年考生梁晓东：绝望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明

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静 1968年，年考高二学期刚一结束，生梁生活我开始了甘肃上山下乡插队的晓东生活，在村里一待就是绝望4年多。那时上大学是到丝推荐制，我不断的光明申请推荐，要上大学、年考申请去工作，生梁生活但都未能成行。晓东看着身边一起插队的绝望人一个一个打起背包离开，我甚至感到过绝望。到丝

插队时期，光明通过推荐上大学或者工作是年考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唯一方法。只要进了学校或有工作，生梁生活就不用每天饿着肚子去地里干活，晓东这是多幸福的事情。

1971年，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有了工作，而且还是在一个地级市的行政单位担任行政干部。就这样，一直到1977年10月底恢复高考消息传来，那时我27岁，已为人父。

我很犹豫是否要参加，一是领导不同意，认为我已经工作并能胜任，比推荐上大学的学生写作水平还高，所以用不着上大学；二是工作也比较忙，每天需要奔波于各个乡镇写东西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复习；三是没有课本和复习教材，更没有老师会在校外辅导我们这样已经参加工作的人。

但从心里，我已经厌倦了行政工作，恢复高考就像是在绝望生活中看到了一丝光明，我不想错过。最终，在各种努力下，我走进了1977年12月的高考考场。

高考那天，我记得很清楚在市一级的第一中学进行。当时参加高考的人很多，第一天考试时，上午考场的25个座位都坐满了，但是到下午开考时人就开始变少。第二天上午只来了不到10个人，考场还剩下1/3左右的人，考第四门功课时，就只剩五六个人，好像很多人都缺乏信心。

最终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医学部，在我们县，我是初中升高中的第一名，全市也能排到前三名。就算时至今日，二项式定理等数学公式我还能记得七七八八。说实话，我总觉得老三届学生（1966年-1968年三届高中、初中毕业生的统称）的底子都比较厚。回想那些上山下乡和在机关里的日子，可能作为一个老三届，我从心里还是喜欢学术的道路。

我的大学，班上有不到30名学生，1/3拖家带口的多是老三届学生，年龄大的超过35岁，小的只有16岁。老三届这批学生会把高考称作“改变人生的末班车”，觉得机会是上天赐给我们的，学习起来也异常刻苦。那时候我们属于不带工资的学员，每月有23元助学金、15.5元的生活费。生活费以粮票（饭票与菜票）形式发放，粮票包含31斤粮，其中60%为细粮（馒头），40%为粗粮（苞米面），每天的生活费平均不到5毛钱。

我还记得医学部的“标准食谱”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早餐就是二两馒头加一个免费的酱油汤。那时兰州大学医学部的标准食谱就是放置一个大桶，桶里面有几个勺子可以用来盛汤，汤是酱油加开水，免费供应。中午就是馒头加炒大白菜，晚上是大白菜炖粉条与馒头。家在城里面住、生活条件好一点的学生，可以回家打打牙祭。我们基层、地级市上去的学员就没有办法改善伙食了。

一直持续到1980年底伙食条件才开始慢慢改善，那年取消了粗粮。1982年快毕业时，学校旁又开了两个教职工食堂，如果个人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到教职工食堂里面吃一顿饺子；学校大门口也有了1毛7分钱一碗的牛肉面，家庭经济条件允许，一个礼拜可以去吃一顿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生活有了更多的光明。80年代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“明天会更好”，那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，那首歌给我们激励，让我们心潮澎湃、充满活力。

直到去年我才进入半退休状态，能做了一辈子医生，最感谢的，是我的妻子。在我为人父的时候支持我走进考场，而后带着两个孩子让我念完了大学，她为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，给予了我无比的支持。

因为我的经历，所以对子女的学习会关注比较多，但现在回过头来看，理念上还是有一些问题。我们老是用过去吃过的苦、学习条件如何差去教育自己的孩子，这样其实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感，他们都觉得哪年哪代了，只会觉得我唠叨。确实，我们的经历有一点魔幻，讲起大饥荒的年代，孩子们都不信。不过幸好，子女也都考上了985高校，有了不错的工作。